大明权宦刘瑾

刘瑾是一个标签化、脸谱化的人物。即便在现行的标签化史料文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瑾并非就一无是处。 刘瑾的改革并没有什么高远的政治目标和道德愿景，而是情非得已，不得不为。刘瑾的成功源自于皇帝的宠幸和大臣的懦弱、攀附。刘瑾的失败源自于皇帝的震怒和痛下杀手，大臣们只是“打蛇随棍上”，附带发泄一下不满。刘瑾的改革雷厉风行，成效显著，不仅实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还革除了官场诸多积弊。当然，重要的还是为了表明和皇帝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他也必须背负一个时代所有的罪恶与荒诞。 刘瑾死后政权仍归内廷，宦官对于国家军政大事、官员任免、司法刑名都有权干预并积极介入，宦官干政一发不可收拾，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社稷根本。在政治、道德的二维空间，从来没有永恒的荣誉和罪恶，只有永恒的利益；一切不是取决于个体的才智和机遇，而是取决于皇权的即时需求和当下心境。当善恶被定制为简单的两极标签，善恶是非的标准及其区分意义就只能委诸于话语权人的个人喜恶和功利取舍。